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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震海:中国对外关系进入“新常态”——机遇和挑战  

2014-08-11 11:43:2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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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震海

2014年08月11日

最近,中国领导人在论述经济问题时,开始经常使用一个词汇“新常态”。那意思是说,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中国经济将告别过去两位数的增长率,而进入一个中速发展的新阶段,同时伴随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;全国上下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,并逐渐调整心态、思维和行为方式。

其实,仔细观察分析中国的经济、社会、政治乃至对外关系,人们可以发现,从某种程度上说,“新常态”不但在经济领域里来临,而且几乎全方位地迫近中国的方方面面。只不过在现阶段,中国比较多地认识“新常态”仅仅是在经济领域,而没有意识到在其他一系列领域里的相同趋势。

首先,从时间上也许是个巧合:2014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;再过35周年,恰好是2049年,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。

过去35年,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,也带来了许多因成就而带来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问题,无论是国内的经济问题、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,抑或是对外关系中的许多矛盾,都在过去35年里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时至今日,这些问题都到了需要转型的临界点。

经济领域的转型来得比较快,比较直观,“经济增速的换档期,调整改革的阵痛期,前期经济刺激措施的消化期”的“三期叠加效应”,是对这一状态的比较合适的描述。

其他领域中,对中国内外的人们冲击比较大的,是中国的对外关系。从“韬光养晦”到“有所作为”,中国对外关系也在面临微妙的转型。只不过,现阶段中国的人们似乎还无法准确定位这一转型的走向和尺度,中国外部的人们对此也就更为莫衷一是。

未来的35年,也就是从2014年到2049年的这35年,将是中国在“新常态”中,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寻求发展的阶段。但究竟如何定义已经或即将来临的“新常态”?如何准确区分“旧常态”与“新常态”之间的差异?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衔接?更重要的是,如何把握新旧转型之间的“度”,并避免出现其间的思维和行为盲点?这是今天和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。

如前所述,经济领域从“旧常态”到“新常态”的过渡,相对比较容易把握,其研判指标都是相对硬性的:原有的廉价生产要素的消失,本身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,经济下行的重大压力,都在提示人们,“旧常态”已经过去,“新常态”已经来临,人们必须迅速调整思路,应对“新常态”下的挑战,即便这些挑战本身也是难度极高。

然而,更难的却是在其他领域里对“新常态”的认知和界定,对外关系尤其如此。毋庸置疑,中国对外关系近年发生了几近质变的变化,其特征是:一、外部压力上升(包括领土领海、资源、国际责任和大国定位调整等);二、中国自身战略从“韬光养晦”向“更有作为”过渡,同时伴随以民间情绪的纷扰和激荡。

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是30年前,甚至15年前都不存在的。西方世界对中国,不再像30年前,甚至15年前那样愿意施以援手,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更快地培养一个未来的对手;而中国对西方,似乎也不再像30年甚至15年前那样谦逊,因为中国不但在短短时间内走过了西方一、两百年的路程,更重要的是,中国在这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残留的傲慢,但却同时忽略了中国自身尚存的历史悲情。

“新常态”下各方的心理变化

当西方残留的傲慢遇到中国尚存的悲情,当中国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原本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,并冲击到世界(包括中国自身)的心理秩序的时候,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。原本可以帮助的对象,现在成为对手了;原本可以虚心请教的老师,现在几乎怒目相视;原来可以搁置的话题,现在不再搁置;原来并不是威胁的邻居,现在成了最大的敌人……

在这种背景下,不管各方的人们如何表达善良的愿望,编织美丽的措词,实际情况却是: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几年正向着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,其间的直接或间接对抗也许只是表面的,而对抗背后的各自心态的变化才是更主要的。

这种心态的变化表现在西方世界就是:中国已成为一个矛盾体,各方在经济上都少不了中国,但在战略利益上又视中国为“瓷器店里的大象”,在接触中处处设防,由此可能更为激怒“大象”。

这种心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方面就是:由于上述种种原因,中国被激怒;再加上由于国力上升,中国觉得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不能处理的问题,在对外姿态上也就更为进取。更重要的是,在这种复杂背景下,中国已不再信任西方世界,甚至也不再像过去那样,愿意虚心学习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。

这种复杂心态导致的各种矛盾表现,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里,中国与国际社会心结的主要形态。这种形态是中国改革开放早年所完全没有的,也是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,甚至在本世纪头十年都没有的。

这种新型的形态,可称之为未来中国的“新常态”。由于中国在经济体量上正迈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,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势必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,因此这一“新常态”可能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。

甚至我们可以预言,如果说1979年至2014年的这35年,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“旧常态”,那么2014年至2049年的这35年,将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“新常态”。

虽然“对外关系新常态”的概念现在尚未普及,但从中国精英到民间,大致在两大问题上存有分歧:一、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究竟是和平为主,还是以对抗为主?二、即便以和平发展为主基调,在这一框架下,究竟如何处理或把握不回避冲突的“度”的问题?

但跨越这些战略和策略层面,对进入“新常态”的中国而言,下列问题也许更为深刻和重要:一、中国如何处理自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?当一个仰视国际社会的中国消失后,是否就必然代之以一个俯视的中国?中国能否在“新常态”下真正做到与国际社会心理上的平视?二、中国如何处理自身与西方价值观的关系?将西方价值观等同于“普世价值”,是认识上的误区和不自信;中国能否或如何将来自东方的智慧、经验和做法融入“普世价值”?

无论是战略、策略还是其他更加深层的问题,都需要中国的人们在进入“对外关系新常态”时,有一个更加沉稳的心态,以及对世界和对自己的成熟的把握。

作者是香港时政评论员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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